《古詩十九首》整體介紹

　　《古詩十九首》是中國古代文人五言詩選輯，由南朝蕭統(tǒng)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入《文選》而成。下面是關(guān)于《古詩十九首》整體介紹的內(nèi)容，歡迎閱讀！

　　以前我曾提到，漢初的詩歌有幾種不同的體式，有四言體、楚歌體、雜言體，還有新興的五言體，也就是五言的樂府詩�，F(xiàn)在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：《古詩十九首》不是樂府詩。嚴格地說，它是受五言樂府詩的影響而形成的我國最早的五言古詩。《昭明文選》最早把這十九首詩編輯在一起，并為它們加了一個總的題目——“古詩十九首”。

　　許多人認為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繼《詩經(jīng)》、《楚辭》之后的一組最重要的作品。因為，從《古詩十九首》開始，中國的詩歌就脫離了《詩經(jīng)》的四言體式，脫離了《楚辭》的騷體和楚歌體，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五七言體式。在中國的舊詩里，人們寫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詩和七言詩。直到今天，寫舊詩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為主。而《古詩十九首》，就是五言古詩中最早期、最成熟的代表作品。它在謀篇、遣詞、表情、達意等各方面，都對我國舊詩產(chǎn)生了極深遠的影響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如此杰出、如此重要的一組詩，我們大家卻始終不知道誰是它們的作者!

　　晚唐詩人李商隱曾寫過一組非常美麗的詩——《燕臺四首》。有一次，他的一個叔伯兄弟吟誦他寫的這四首詩，被一個叫作柳枝的女孩子聽到了，就十分驚奇地問： “誰人有此?誰人為是?”這兩句話里充滿了內(nèi)心受到感動之后的驚喜和愛慕，意思是什么人的內(nèi)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，而且竟有這么好的寫作才能把它們表現(xiàn)出來?我之所以提到這個故事，是因為每當我讀古詩十九首的時候，內(nèi)心之中也常�？M繞著同樣的感情和同樣的問題。這十九首詩寫得真是好，它有非常豐厚的內(nèi)涵，外表卻很平淡。后來的詩人也能寫很好的詩，但總是不如十九首這樣溫厚纏綿。比如盧照鄰有兩句詩說：“得成比目何辭死，愿做鴛鴦不羨仙”，寫得當然也很好，可是你要知道，這兩句太逞才使氣。也就是說，他有意地要把話說得漂亮，說得有力量，結(jié)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淺露了。詩人寫詩講究“詩眼”，就是一首詩里邊寫得最好的一個字。例如王安石有一句“春風又綠江南岸”，據(jù)說他在詩稿上改過好幾次，寫過“又到”、“又過”、“又滿”，最后才改成“又綠”，這個“綠” 字就是詩眼。因為江南的草都綠了，其中不但包括了“到”、“過”和“滿”的意思，而且“綠”字又是那么鮮明和充滿了生命力的顏色，改得確實是好。但《古詩十九首》不屬于這一類，你不能從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個字最好，因為作者的感情貫注在全詩之中，它整個是渾成的，全詩都好，根本就無法摘字摘句。更何況，這十九首詩互相比較，其水準也不相上下，全都是這么好。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們的作者：到底是什么時代的什么人，能夠?qū)懗鲞@么奇妙的一組作品來呢?

　　這是一個很復(fù)雜的問題。而大家探討的結(jié)果，就有了許多不同的說法�，F(xiàn)在，我就把其中幾種最早的、最重要的說法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　　首先是劉勰的《文心雕龍·明詩篇》說： “至成帝品錄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詞人遺翰，莫見五言�！庇终f：“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則傅毅之詞，比采而推，兩漢之作乎?”劉勰說，西漢成帝時曾編選了當時流傳下來的文學(xué)作品，共有三百多篇，但這些作品里并沒有五言詩�？墒撬�又說，現(xiàn)在傳下來的這一組非常好的古詩，有人說是枚叔的作品，而其中的《孤竹》那一篇，則是傅毅的作品。枚叔即枚乘，是西漢景帝時的人，傅毅是東漢明帝、章帝時的人�，F(xiàn)在我們先來討論枚乘，等一下再說傅毅。大家知道，景帝的時代比成帝早得多，如果景帝時代的枚乘寫出了這么多這么好的五言詩，那么成帝時代編選作品時怎么會不選這些詩呢?這已經(jīng)是一個問題。但認為這些詩里有枚乘作品的，還有徐陵。他編的《玉臺新詠》中，收了九首枚乘的詩，其中有八首在《古詩十九首》之內(nèi)。然而，劉勰、徐陵和昭明太子蕭統(tǒng)都是南北朝時代的人，以《昭明文選》、《文心雕龍》和《玉臺新詠》這三部書相比較，《玉臺新詠》成書年代最晚�！墩衙魑倪x}選了這一組詩，標為“古詩十九首”，說明蕭統(tǒng)當時不知道它們的作者;《文心雕龍》說“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”，說明劉勰也不敢確指枚乘就是這些詩的作者;那么徐比他們的年代稍晚，怎么反而能夠確定枚乘是它們的作者呢?更何況，徐陵編書的態(tài)度是比較不認真的，因此他的說法并不可信。其實，比他們年代更早的，還有陸機。陸機曾寫過十四首擬古詩，其中有一部分所擬的就是徐陵認為是枚乘所寫的那些作品。但陸機只說是擬古詩，卻沒有說是擬枚乘。這也可以證明，在陸機的時代，人們也不以為這些古詩是枚乘的作品。

　　所以，鐘嶸《詩品》就又提出了另一種看法。他說： “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溫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干金。其外‘去者日以疏’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為總雜，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�！彼�謂“曹王”，指的是建安時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。

　　你們看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有了好幾個可能的作者了。一個是西漢景帝時的枚乘，一個是東漢明帝、章帝時代的傅毅，一個是東漢獻帝建安時代的曹王等人。劉勰說《孤竹》一篇是傅毅所作，傅毅與《漢書》的作者班固同時，但《漢書·藝文志》里并沒有記載他寫過五言詩之類的作品。而且傅毅與班固齊名，《詩品序》中曾批評班固的《詠史》“質(zhì)木無文”，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寫出如此諧美的五言詩作品，因此傅毅之說也是不可信的。既然如此，建安曹王的說法是否可信呢?我以為也不可信，因為《古詩十九首》與建安曹王作品的風格大不相同。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都有所評論，卻從來沒有提到過他們之中有哪一個人寫過這么好的十九首詩。

　　給《昭明文選》作注解的李善說得比較謹慎。他說：“并云古詩，蓋不知作者，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。詩云， ‘驅(qū)車上東門’，又云‘游戲宛與洛’，此則辭兼東都，非盡是乘，明矣。昭明以失其姓氏，故編在李陵之上�！彼�謂“辭兼東都”是說，這十九首詩中應(yīng)該兼有東漢的作品。為什么這樣說呢?因為西漢建都長安，東漢建都洛陽，“上東門”是洛陽的城門，“宛與洛”也是指洛陽一帶地方。只有在東漢的時代，洛陽才這樣繁華興旺。李善并沒有否定詩中有西漢枚乘的作品，但又指出詩中可能兼有東漢的作品，所以說這種說法是比較謹慎的。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“詞兼兩漢”的說法，認為《古詩十九首》中既有西漢的作品，也有東漢的作品。這種說法，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很通達，其實也不能夠成立。

　　為什么不能成立?因為從西漢景帝到東漢建安，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，而這十九首詩所表現(xiàn)的風格，卻絕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。綜觀文學(xué)演進的歷史，不同時代一定有不同的風格。唐朝一共不過二百八十多年，詩風已經(jīng)有初、盛、中、晚的變化。就拿北宋詞來說，早期的晏、歐，后來的柳永、蘇軾，再后來的秦少游、周邦彥，他們的風格是多么不同!可是《古詩十九首》的風格內(nèi)容相當近似，如果說二三百年之間的作品都在里邊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個人以為，這十九首詩都是東漢時代的作品。由于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對這些詩沒有記載，所以它們應(yīng)該是在班固、傅毅之后出現(xiàn)的，但下限則應(yīng)該在建安曹王之前。因為，建安時代詩風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，等到講建安詩的時候你們就會看到：由于時代的影響，三曹、王粲等人的詩已經(jīng)寫得非常發(fā)揚顯露，不再有《古詩十九首》溫厚含蓄的作風了。

　　可是實際上， 《古詩十九首》全部為東漢作品的說法多年來一直不能夠成為一個定論。為什么不能成為定論?因為大家都不敢斷定這里邊肯定就沒有西漢之作。原因何在呢?就在于十九首中有這樣一首詩——《明月皎夜光》。

　　明月皎夜光，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眾星何歷歷。 白露沾野草， 時節(jié)忽復(fù)易。秋蟬嗚樹間， 玄鳥逝安適。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， 棄我如遺跡。南箕北有斗，牽牛不負軛。 良無磐石固，虛名復(fù)何益。

　　這首詩里寫了“促織”，寫了“白露”，寫了“秋蟬”，完全是秋天的景物，時間應(yīng)該是在初秋季節(jié)。但詩中卻說，“玉衡指孟冬”。孟冬是初冬的季節(jié)，但為什么詩中所寫的景物卻都是初秋季節(jié)的景物呢?注解《昭明文選》的李善認為，這里邊有一個歷法問題。大家知道，漢朝自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使用太初歷，太初歷與我們今天使用的夏歷基本相同。但在漢武帝之前人們使用什么歷法呢?李善說：“《漢書》曰：高祖十月至霸上，故以十月為歲首。漢之孟冬，今之七月矣�！彼�認為，漢高祖劉邦打敗秦軍來到長安附近的霸上時，正好是十月，于是就把十月定為一年的開始。也就是說，當時把夏歷的十月叫作正月。如果依此推算一下，則夏歷的七月就應(yīng)該叫作十月，十月當然屬于孟冬了。李善認為，這首詩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節(jié)稱為孟冬，那么他就一定是漢武帝太初時代之前的人，那當然就是西漢初年的作品了。

　　但我以為李善的說法有錯誤。要想說明這個問題，涉及很多歷史文化的知識，所以我只能作一個簡單的說明。我以為，“玉衡指孟冬”并非說此時就是孟冬季節(jié)，而是在描寫夜深之時天空的景象。古人把天空分為十二個方位，分別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稱來命名，而這十二個方位，又分別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個月。舊時過年貼對聯(lián)，有一個橫聯(lián)叫作“斗柄回寅”，意思是，北斗七星的斗柄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轉(zhuǎn)回來指到“寅”的方位上了。按夏歷來說，這個時候就是正月孟春，是一年的開始。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時是正月孟春，那么以此類推，當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時就是二月仲春，指到辰的方位時是三月季春，指到巳的方位時是四月孟夏……。不過，這只是夏歷，而夏商周三代的歷法是不同的，夏建寅，商建丑，周建子。也就是說，商歷的正月是夏歷的十二月，周歷的正月是夏歷的十一月。兩千多年來，我們所一直沿用的，乃是夏歷。

　　然而不要忘記，地球既有自轉(zhuǎn)又有公轉(zhuǎn)，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節(jié)指著不同的方位，就是在一夜之間，也同樣流轉(zhuǎn)指向不同方位。只不過，隨著季節(jié)的不同，它指向這些方位的時間的早晚也在變化。因此，僅僅“玉衡指孟冬”并不能判斷是在什么季節(jié)，要想判斷季節(jié)，還必須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時辰指向孟冬的。也就是說，這里邊有一個觀測時間的問題。

　　“玉衡”是什么意思呢?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顆星。 “孟冬”，當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節(jié)的那個方位——我們推算一下，應(yīng)該是“亥”的方位。在北斗七星之中，從第一個星到第四個星分別叫天樞、天璇、天璣、天權(quán)，它們合起來稱為“斗魁”;從第五個星到第七個星分別叫玉衡、開陽、招搖，它們合起來稱為“斗杓”。“杓”字讀作biao(平)，就是斗柄的意思。 《史記·天官書》說： “北斗七星，……用昏建者杓，……夜半建者衡，……平旦建者魁�！彼�謂“建”，就是建歷的依據(jù)，就是說：如果你在黃昏的時候觀測北斗，則以杓——即斗柄的最后一顆星招搖——所指的方位為依據(jù);如果你在夜半觀測，則以玉衡所指的方位為依據(jù);如果你在凌晨觀測，則以魁——即斗首第一顆星天樞——所指的方向為依據(jù)。有了這個觀測時間的標準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：在孟秋季節(jié)的黃昏時分，招搖指在孟秋的方位——我們推算一下，應(yīng)該是“申”的方位。這也就是《淮南子》所說的“孟秋之月，招搖指申”。但倘若你在夜半觀測呢?那時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搖，而是玉衡了。如果你在平明觀測，則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，而變成了天樞。北斗七星是在轉(zhuǎn)的，玉衡在半夜時指著申的方位，而在后半夜到黎明這一段時間，它就逐漸轉(zhuǎn)向亥的方位，也就是孟冬的方位。在這同一時間里，天樞就逐漸轉(zhuǎn)向申的方位，即孟秋的方位。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時觀測，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為標準，而要以天樞所指的方位為標準了。這件事說起來好像很復(fù)雜，其實，在秋天的夜空，這景象是歷歷可見的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 “玉衡指孟冬”的意思就顯而易見了：它指的是時間而不是季節(jié)，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這一段時間。這時候玉衡正在慢慢地離開代表孟秋的“申”的方位，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“亥”的方位。夜深入靜，星月皎潔，再加上“促織”、“白露”、“秋蟬”等形象的描寫，就烘托出一幅寒冷、靜謐的秋夜景象來。所以我以為，李善的錯誤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時間觀測應(yīng)該以不同的星作為依據(jù);同時又把指方位的“孟冬”解釋為真的孟冬季節(jié)，這才造成了詩中所寫景象與季節(jié)的矛盾。而為了解釋這個矛盾，他又搬來了“漢初以十月為歲首”的說法。這個說法，其實也是不能夠成立的。因為所謂“漢初以十月為歲首”只是把十月當成一年的開始，并沒有改變季節(jié)和月份的名稱�！妒酚洝�、《漢書》在太初之前的諸帝本紀中，每年都以冬十月為開始，雖然是一年的開始，但仍然稱“冬”，仍然稱 “十月”。這與夏商周之間的改歷是不同的。所以王先謙的《漢書補注》在漢高祖元年敘事到“春正月”的時候，曾加以注解說：“秦二世二年，及此元年，皆先言十月，次十一月，次十二月，次正月，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，秦歷以十月為歲首，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，歲首雖異，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相同，太初元年正歷，但改歲首，未嘗改月號也�！边@些話足以為證，因此，李善所謂“漢之孟冬，今之七月”的說法是完全不可信的。

　　既然主張《古詩十九首》中有西漢之作的一條最有力的證據(jù)現(xiàn)在也被推翻，那么就可以下一個結(jié)論了。我以為，這十九首詩無論就其風格來判斷，還是就其所用的詞語地名來判斷，都應(yīng)當是東漢之作，而不可能是西漢之作。更何況，這十九首詩中所表現(xiàn)的一部分有關(guān)及時行樂的消極頹廢之人生觀，也很像東漢的衰世之音。因此，它們很可能是班固、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這一段時期的作品。

　　《古詩十九首》的文字是非常簡單樸實的，然而它的含意卻十分幽微，容易引人產(chǎn)生聯(lián)想。清代學(xué)者方東樹在他的《昭昧詹言》中說，“十九首須識其‘天衣無縫’ 處”。什么叫“天衣無縫”?就是說，這些詩寫得自然渾成，看不到一點兒人工剪裁的痕跡。我們讀不同的詩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賞。有的詩是以一字一句見長的，它的好處在于其中有某一個字或某一句寫得特別好。因此，有些人就專門在字句上下功夫。在中國文學(xué)的歷史上流傳了很多這樣的故事，剛才舉過王安石的“春風又綠江南岸”，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另外還有一個有名的故事，說是唐代詩人賈島在馬背上得了兩句詩“鳥宿池邊樹，僧推月下門”，他想把“推”字改成“敲” 字，自己又拿不定主意，坐在馬背上想得入神，一下子就沖進京兆尹韓愈出行的隊伍，被眾人拿下送到韓面前。韓愈也是有名的詩人，不但沒怪罪他，反而幫他斟酌了半天，最后決定還是用“敲”字更好。為什么“敲”字更好?因為詩人所要表現(xiàn)的是深夜的寂靜，推門沒有聲音，當然也很寂靜，可是在萬籟無聲之中忽然響起一個敲門的聲音，有時候反而更能襯托出周圍的寂靜。因此，后來很多學(xué)寫詩的人就專門在“詩眼”和“句眼”上下功夫，費盡了“推敲”。我當然不是說修辭不重要，可是要知道，更好的詩其實是渾然天成的，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個字是“眼”。比如杜甫的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，每一個字都有他感發(fā)的力量。杜甫《羌村》中有一句“群雞正亂叫”，如果單看這一句，這算什么詩?然而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詩。杜甫把他的妻子、家人安置在羌村，自己去投奔唐肅宗。后來他被叛軍俘虜?shù)介L安，從長安逃出來又幾乎死在道路上，而在這段時間，羌村一帶也被叛軍占領(lǐng)過，聽人傳說叛軍把那個小村莊殺得雞犬不留。在經(jīng)歷過這么多憂患危險之后，詩人終于得到機會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、家人。試想，當他見到“群雞正亂叫”這種戰(zhàn)前常見的平安景象時，心中會產(chǎn)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覺!如果你不讀他整個的一首詩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，你怎能知道“群雞正亂叫”的好處?不但杜甫如此，陶淵明也是如此。凡是最好的詩人，都不是用文字寫詩，而是用自己整個的生命去寫詩的。

　　前幾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，內(nèi)容是談?wù)摻鼇淼膶W(xué)術(shù)風氣。文章說，中國千百年來傳統(tǒng)的學(xué)術(shù)風氣是把為人與為學(xué)結(jié)合在一起的。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詩篇的好處都不僅在于詩歌的藝術(shù)，更在于作者光明俊偉的人格對讀者的感動。那篇文章還說，現(xiàn)在的風氣是把學(xué)問都商品化了，大家都急功近利，很多做學(xué)問的人都想用最討巧的、最省事的、最方便的辦法得到最大的成果。這是一種墮落。古人講為學(xué)、為師，是要把整個一生都投入進去結(jié)合在一起的，而現(xiàn)在講詩的人講得很好，理論很多，分析得很細膩，為什么沒有培養(yǎng)出偉大的詩人?就因為沒有這個結(jié)合。詩人如此，詩也是如此。真正的好詩是渾然一體的詩。對這樣的詩，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、感情和生命之所在，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處。

　　除了渾成之外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另一個特點是引人產(chǎn)生自由聯(lián)想。我實在要說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在這一點上與《紅樓夢》頗有相似之處。第一，它們對讀者的感動都是事實而且是多方面的;第二，《紅樓夢》后四十回究竟是誰所作?同樣一直成為一個疑問，因而使人們難以確定它的主題。它果然是寫寶玉和黛玉的戀愛故事嗎? 還是如王國維所說的，要寫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種哲理?抑或如大陸批評家們所說的，是要寫封建社會官僚貴族階級的腐敗墮落?它到底要說些什么?要寫怎樣一個主題?每個人都可以有很多聯(lián)想，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來。如果我們講杜甫的詩，我們可以用唐朝那一段歷史和杜甫的生平來做印證，多半就能知道他寫的是什么事情。但這個辦法對《古詩十九首》不行，我們只能感覺出他有深微的意思，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?我們無法通過考證來確定，原因就在于我們不知道確切的作者。然而，這是一件壞事嗎?我說也不一定。

　　剛才我引過劉勰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的“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”一段，其實那一段接下來還有幾句：“觀其結(jié)體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轉(zhuǎn)附物，怊悵切情，實五言之冠冕也。”我不久前曾在美國西部轉(zhuǎn)印的香港《大公報》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他把劉勰這句話中“結(jié)體散文”的“散文”兩個字解釋為文學(xué)體裁中的“散文”。我以為這是不對的，古人沒有這種用法。事實上， “結(jié)體”和“散文”是兩個對稱的動賓結(jié)構(gòu)�！敖Y(jié)體”，是說它構(gòu)成的體式;“散文”是說它分布的文辭。劉勰的意思是說：如果我們看一看《古詩十九首》體裁的結(jié)構(gòu)和對文辭的使用，我們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它的特色是“直而不野”。也就是說，它寫得很樸實，但不淺薄。我們大家都讀過李白和杜甫的詩，在讀過李杜的詩之后再返回來看《古詩十九首》，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：當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時候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并不像李白的詩那樣給你一個很鮮明的印象和感動;也不像杜甫的詩那樣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。你會覺得，《古詩十九首》所說的都是極為普通、尋常的話，可是如果反復(fù)吟誦，就越來越覺得它有深厚的味道。而且，你年輕時讀它們有一種感受;等你年歲大了再讀它們，又會有不同的感受。所謂“婉轉(zhuǎn)附物”的“物”，指的是物象。作者把他內(nèi)心那些千回百轉(zhuǎn)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達出來，就是婉轉(zhuǎn)附物。在我們中國詩歌的傳統(tǒng)里，這屬于“比”和“興”的方法�！豆旁娛�九首》善用比興，這個特點等下一次我們看具體作品時將作更詳細的介紹。什么叫“怊悵切情”呢?“怊悵”與我們現(xiàn)在所說“惆悵”的意思差不多，那是一種若有所失、若有所求、卻又難以明白地表達出來的一種感情，也是詩人們常常具有的一種感情。因為，凡是真正的詩人都有一顆非常敏感的心靈，常常有一種對于高遠和完美的追求，這種追求不是后天學(xué)習所得，而是他天生下來就有的。一首好詩，往往能很好地表現(xiàn)出詩人的這種感情。“切”是切合，就是說能夠表現(xiàn)得深刻而真切。我們都說杜甫的詩好，為什么好?就是因為他能夠把他的感情恰到好處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假如你把你內(nèi)心的感情表達得不夠，那當然是失敗的，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，超出了實際情況，那也不是好詩�，F(xiàn)在我們就要注意，把你內(nèi)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達出來，這在中國詩歌傳統(tǒng)中屬于什么方法?我以前講過，是“賦”的方法。所以你們看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可以說是很成功地結(jié)合了中國最傳統(tǒng)的賦、比、興的寫作方法，因而形成了我國早期五言詩最好的代表作。

　　與此看法類似的還有明代學(xué)者胡應(yīng)麟。他在《詩藪》中曾評論這些詩，說它們“興象玲瓏，意致深婉，真可以泣鬼神，動天地”�！芭d象”兩個字很簡單，但卻代表了心與物之間的很復(fù)雜的關(guān)系，既包括由心及物的“比”，也包括由物及心的“興”�！傲岘嚒痹谶@里有貫通、穿透的意思，就是說，它的感發(fā)與它的意象之間都是能夠貫穿、可以打通的�！耙庵律钔瘛钡囊馑际钦f，那種感情的姿態(tài)，在詩中表現(xiàn)得不但很深厚，而且很婉轉(zhuǎn)。因此胡應(yīng)麟說，像《古詩十九首》這樣的詩，不但人會被它感動，連天地和鬼神也會被它所感動。另外，剛才我還引過鐘嶸《詩品》中的一段話，其中也給了這些詩很高的評價，說它們“文溫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千金”�！皽亍保�就是我在前邊說過的那種溫柔敦厚的感情;“麗”，是說它們寫得也很美;“悲”，是指詩中所寫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; “遠”，是說它給讀者的回味是無窮無盡的。因此，每個人看了這些詩內(nèi)心都會發(fā)生震動，認為它們真是“一字千金”的好詩。

　　最后，我還要強調(diào)一個問題：在一般選本中，對《古詩十九首》往往只選其中的幾首，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《古詩十九首》，真正得到詩中那種溫厚纏綿的感受，只讀幾首是不夠的，必須把它們?nèi)�部讀下來。因為這十九首詩在風格和內(nèi)容上雖然有一致性，實際上又各有各的特點。如果你會吟誦的方法，那就更好。吟誦，是中國舊詩傳統(tǒng)中的一個特色。我以為，它是深入了解舊詩語言的一個很好的方法，因為它能夠培養(yǎng)出在感發(fā)和聯(lián)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。當你用吟誦的調(diào)子來反復(fù)讀這十九首詩的時候，你就會“涵泳其間”，也就是說，你會像魚游在水里一樣，被它的那種情調(diào)氣氛整個兒地包圍起來，從而就會有更深的理解和體會。

　　對古詩十九首整體的介紹就到此為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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